近30 年来的实践证明, 对外开放是中国选择的一条正确道路, 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对外经济贸易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窗口, 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目前, 我国已进入世界经济大国行列, 经济总量(GDP) 位居世界第四; 贸易伙伴已达220 多个,货物贸易总额由1978 年的206 亿美元增长到2007 年的21738 亿美元, 增长了104 倍, 同期世界排名由第32 位跃居到第3 位, 占全球贸易比重由1985 年的1.8 %提高到2007 年的近8 %; 服务贸易总额由1982 年的44 亿美元发展到2006 年的1917 亿美元, 24 年间增长了43倍, 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升至3.6 %; 2007 年以来,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仅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就达1142 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3.1 % ,其中出口增长38.7 %; 外汇储备由1978 年的1.67 亿美元增加到2007 年的1.5 万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利用外资几乎从零开始, 到2007 年年底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逾7500 亿美元, 已连续15 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然较小, 但已取得积极进展, 截至2007 年年底, 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 万多家, 对外投资遍及全球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1000 多亿美元;对外经济合作(包括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等) 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营业额由1992 年的30 亿美元增长到2006 年的356 亿美元,增长了10 余倍, 2007 年1 —11 月的营业额已大大超过2006 年全年水平, 达394 亿美元。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

　　中国近30 年的对外开放是以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为基础和指导的。尤其是开放初期, 新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闭关锁国之后, 为什么要对外开放, 开放时间有多长, 谁是开放的对象, 开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以及如何对外开放等, 这些都是中国在选择一条崭新的道路时必须要回答和解决的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对此, 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气魄, 高瞻远瞩地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文革”结束后, 我国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中国到底向何处去? 在这种危机的关头, 邓小平深刻反思了中国近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 果断提出了走开放之路的思想。他指出: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新中国成立以后, 人家封锁我们,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 这给我国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是,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 发展不起来”。不开放, 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还指出: “发展经济, 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 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这阐明了当代世界经济一个鲜明的特征, 开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潮流。因此, 中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需要对外开放。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来看, 20世纪70 年代下半期, 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局势总体有所缓和。对此, 邓小平敏锐地指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我们搞开放政策, 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所以, 对外开放应成为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 最少50 年到70 年不变, 50 年至70 年以后更不会改变, 要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否则, 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1992 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再次指出: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坚持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所以,对外开放应成为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重点是经济对外开放, 但又不限于经济, 同时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不仅仅是强调要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而且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这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关于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 邓小平指出, 不仅要继续扩大对外贸易, 而且可以让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办企业、搞加工贸易, 我们还可以间接使用外资, 包括向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商业银行贷款, 甚至可以到国际市场融资等。同时,还要考虑利用外国智力, 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建设, 请来之后, 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 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制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第一次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对外开放全面付诸实践;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断丰富和发展对外开放理论, 扩大对外开放内容, 逐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对外开放的对象应当是全方位的。“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更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 ⋯⋯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 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同时, 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我们欢迎海外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 二是回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 可以尽力。我相信在国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 他们希望中国发达起来, 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 把中国发展起来。”事实也充分证明, 海外华侨、华人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历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摸着石头过河”, 循序渐进地开放。我国地域辽阔, 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如何有步骤地进行对外开放, 减少开放的风险, 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因此, 根据中国国情和国际经验, 采取了渐进式对外开放策略, 即开放区域采取了由点(经济特区先行)到线(沿海地区) 、由线到面(内陆) 梯度推进的做法; 开放领域则采取了先货物贸易后服务贸易、先制造业后服务业逐步扩大, 直至全面开放的做法; 市场运行规则逐步与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惯例接轨。

　　二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多层次、宽领域、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充分利用两个资源、两个市场, 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

　　三是实行“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这是通过对外开放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它也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气魄。邓小平曾指出, “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 也不能和平地解决祖国和平统一问题。”通过开放, 内地同他们的联系就密切了, 相互了解增多, 同时内地经济发展了对他们也有积极影响, 有利于和平统一。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及其稳定与发展, 成功践行了这一伟大构想。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日益丰富。‘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 具有强大生命力。” 

　　二、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历程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来源于实践, 又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有力地指导着我国波澜壮阔的对外开放实践。

　　30 年来, 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 党和国家制定了建立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 对外开放由沿海地区逐步扩展到全国, 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宽, 外经贸体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改革。这些政策措施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具体化, 成为指导改革与实践的传动纽带, 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生机与活力。

　　从对外开放的总体步骤和格局来看, 自1979 年以来, 中国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从东向西、由局部到全面, 逐步推进的渐进式开放战略。其重要标志是:

　　1979 年7 月,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 年5 月, 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4 个经济特区的设立, 是中国对外开放航船开始扬帆起程的重要标志。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90 年代初, 对外开放的范围由特区逐步扩大到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 初步形成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格局。

　　1984 年5 月, 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 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 年2 月, 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

1988 年4 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重大决定, 设立海南省, 同时兴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 并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

　　1990 年4 月, 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 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

　　特区政策。1991 年, 开放满洲里、丹东、绥芬河、珲春4 个北部口岸。同年, 国务院还相继批准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沙头角、天津港等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 借鉴国际通行规则, 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

　　1992 年, 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些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 中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 加速将对外开放推向纵深。中国对外开放出现新的转折点。

　　1992 年, 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芜湖、九江、黄石、武汉、岳阳、重庆6 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 实行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同时, 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 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

　　开放珲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乐、瑞丽、畹町、河口、凭祥、兴东13 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

　　1992 年, 开放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 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 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

　　2000 年,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广大西部地区。至此, 全方位对外开放地域格局基本形成。

　　2001 年12 月, 中国加入WTO , 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加入WTO 后, 原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开放领域由传统的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扩展; 市场准入的程度进一步提高, 市场环境也随着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而更加透明和规范; 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WTO 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加入WTO 的承诺, 成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所遵循和参照的基本依据。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与特点

　　中国的对外开放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参照, 更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做法, 只能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不断完善。从这一现实出发, 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是既经历了痛苦的抉择、艰难的探索, 又以其辉煌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开放之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也恰恰是许多外国政要、学者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瞠目甚至看不懂, 但又不得不承认或羡慕的事实。概括地讲, 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20 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 我国提出了“市场多元化”战略。当时的目标和要求是: 在继续巩固和发展与美国、日本、欧洲和港澳地区贸易的同时, 大力开拓周边国家、东盟国家、中东国家市场, 努力增加同非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的贸易, 采取多种形式发展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首次提出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予以实施。经过多年的努力, 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取得成效, 我国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加, 目前已遍及世界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经济贸易领域开展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双边沟通和交流, 与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混合(联合) 委员会机制, 定期磋商, 全面探讨双边经贸关系发展, 缓解矛盾, 促进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中国还先后与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建立起对话机制, 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组织活动, 并在WTO 及国际多边组织中承担义务和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全面参与者。

　　就经济领域而言, 针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有利变化,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外开放不仅要继续扩大商品贸易, 而且可以让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办企业、搞加工贸易。这就使原来的对外经贸交流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和生产领域, 同时也转变了原来我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互通有无、调节余缺”的思路与做法, 要与所有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间, 我国贸易政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从“调节余缺”到以各种方式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从“进口替代”到充分利用好“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从以鼓励出口为主的贸易政策到考虑进出口大体平衡; 从粗放式贸易扩张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中国政府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促成上述转变的实现。

　　在利用外资方面, 中国摒弃长期坚持“既无内债, 又无外债”的理念, 为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 使外资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除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中国还接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对华援助, 同时也向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借用贷款, 到国际市场进行融资, 包括企业境外上市等, 利用外资领域不断拓宽。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 服务领域开放步伐不断加快, 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据统计, 1982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只有52 亿美元, 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0.7 % , 占中国贸易总额的6.9 %; 到2006 年,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917 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提高到3.6 % , 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升至9.8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亮点, 并孕育着巨大增长潜力。

　　在1997 年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提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 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对外开放格局, 发展开放型经济, 增强国际竞争力,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对走向21 世纪的我国对外开放深度和奋斗目标的高度概括。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 我国加入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步伐加快, 并于2001 年12 月正式成为WTO 的成员, 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 我国对外开放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即, 我国又与东盟10 国就10 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 并首先启动了“早期收获计划”, 关税水平大幅降低乃至为零, 非关税措施进一步减少, 贸易更加便利化, 贸易自由化程度超越了WTO 多边贸易体系。迄今我国商签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如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的“早期收获计划”,都是我国对外开放向深层次推进的具体行动, 也是目前世界上开放程度较高的一种形式。目前, 中国已达成协议或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有12 个, 其中5 个已签, 7 个在谈。这些自由贸易区涵盖了我国2006 年对外贸易总额的1/ 4。同时, 中国还在开展与印度、韩国的FTA 联合可行性研究, 并且正在启动与哥斯达黎加、挪威、瑞士的FTA 联合可行性研究, 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寻求更广泛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积极有效利用地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1979 年1 月, 邓小平同几位工商界领导人谈话中就指出: “现在搞建设, 门路要多一些, 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在他的推动下,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 年7 月1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并于同年7 月8日正式公布实施。此后, 我国又陆续制定了《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 以及有关实施条例和细则。这些法律法规为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也为营造一个有利于外商投资的环境奠定了基础。

　　1986 年10 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即“二十二条”) , 进一步明确了对外商投资企业, 尤其是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在所得税、土地、水电、用工费用、利润汇出和进出口配额、关税减免、外汇调剂等方面给予优惠,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享有按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经营管理的权利。这些具体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全面贯彻, 有力地促进了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我国沿海地区吸收利用外商投资的迅速增长, 拉开了以市场换资金、换技术、换管理的引资序幕。

　　但是, 就在我国利用外资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 受根深蒂固“左”的思想观念影响, 对利用外资的批评甚至责难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谓外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992 年初, 此时年事已高的邓小平亲自视察了中国的南方, 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他指出, 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主要看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坚定了大胆利用外资的信心, 我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993 年11 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改善投资环境和管理办法, 扩大引资规模, 拓宽引资领域, 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 创造条件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 依法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 发挥我国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 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上述要求,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 投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和措施。

　　1995 年6 月, 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12 月, 国务院批准了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 对外商投资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项目做出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鼓励外商投资的方向, 促进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2002 年、2004 年和2007年又先后三次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了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 减少了限制外商投资的条目。 

　　在邓小平利用外资理论指导下, 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自1993 年以来, 我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到2007 年年底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7500 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500 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50 多家来华投资, 有些还把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带动产业技术进步、扩大出口和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 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 2007 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税收近万亿元人民币, 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 %;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约60 % , 而在1985 年和1990 年时的占比仅为3.4 % 和17.4 %; 外商投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口近5000 万, 如果加上外贸和劳务输出涉及的直接就业人口则达上亿人。

　　中国经历了20 年的以“引进来”为主的对外开放战略之后, 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 初步具备了主动参与全球化分工的能力, 于是中央在1998 年提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该战略主要包括: 采取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 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转折点, 而且成为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举措。

　　实际上,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有少数国有企业(主要是贸易公司) 开始走出国门, 开办代表处、公司或设立企业, 但大都是夫妻老婆店, 既不熟悉国际市场情况, 经营管理又不规范, 结果导致绝大部分企业蒙受损失。这是中国企业在对外开放初期朦胧走出国门的尝试阶段。尽管这一阶段付出了一定代价, 但通过总结教训和经验, 为后来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基础。

　　1984 —1992 年, 中国开始形成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雏形, 主要标志是1984 年和1985 年分别颁布了《关于在国外和港澳地区举办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审批权限和原则的通知》和《关于在境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的试行规定》, 初步实现了由个案审批向规范性审批的转变。

　　1993 —1998 年, 对外投资步入进一步强化管理阶段。1993 年,原外经贸部起草了《境外企业管理条例》, 并授权作为境外投资企业审批和归口管理部门。1997 年还颁布了《境外贸易公司、代表处管理办法》。

　　1999 年至今, 是“走出去”战略提出及其全面实施阶段。1999年2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这份文件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重点、鼓励政策、审批程序、组织实施等方面, 提出了支持我国企业以境外加工贸易方式“走出去”的具体政策措施。在2000 年3 月召开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指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努力掌握主动权, 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 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 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信息平台、开辟“境外经济合作区”等,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迄今为止, 我国海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虽依然较小, 但已取得积极进展, 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据统计, 200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16 亿美元, 其中非金融类17613 亿美元(占8313 %) ,同比增长4318 %。截至2007 年年底, 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达3 万多家,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金额1000 多亿美元, 遍及全球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表明, “走出去”既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在国际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

　　对外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方式和渠道。但是, 改革开放以前,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 进出口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外经贸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有关方针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 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排名中,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第32 位不断上升, 近3 年来一直稳居第3 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从贸易结构来看,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的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占有较大的比重, 进口则以机械设备和工业制成品为主。由于受国内供给能力和国际市场容量两方面的制约, 这样一种出口商品结构很难实现出口的持续增长。为了优化出口结构, 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工业制成品优先的出口产业政策。“七五”至“十五”期间, 我国的出口产业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工业制成品中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轻工和纺织产品) 、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 以及有利于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提高总体竞争力的产品(如船舶、成套设备) 等, 在一定时期都给予了出口优惠政策。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至90 年代, 我国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的第一个转变, 即由改革开放初以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据中国海关统计, 1978 年初级产品出口占我国出口的54.8 % ,工业制成品占4512 %; 1985 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包括机电产品) 所占比重已近平分秋色, 分别为50.5 %和49.5 % (其中机电产品占6.1%) ; 到1990 年, 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变为25.6 %和74.4 %(机电占1719 %) , 工业制成品成

　　为中国出口贸易的主力军。进入21 世纪以来, 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2000 年, 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分别为10.2 %和8918 % (机电占42.3 %) ,2006 年这一比重已变为5.5 %和94.5 % (机电占57.6 %) , 而且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已占出口总额的29 %。2007 年, 出口商品结构继续优化, 初级产品出口增势放缓, 而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超过总出口增幅2 个百分点, 较2006 年提高019 个百分点, 机电产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 占当年出口总值的57.6 %。

　　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产品的质量。20 世纪80年代中期,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如何扩大出口时指出: “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 中心是提高质量, 把质量摆第一位。⋯⋯要立些法, 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 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这一关把住了, 可以减少很多弊端,卡住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要打开出口销路, 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 就没有竞争力。”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 20 世纪90年代, 我国明确提出了“以质取胜”和“科技兴贸”战略。进入21 世纪以来, 我国又提出了“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的思路和要求,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如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实行出口许可、开征或提高出口税、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等。这既是增强出口商品竞争力、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正确处理好质量与数量、效益与速度关系的必然选择。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除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外, 还包括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境外投资、接受外来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我们这里所讲的对外经济合作, 主要包括对外援助、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等。这些形式对推动我国企业走向世界,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加强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总结了长期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经验的基础上, 中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合理调整和改革,援助方式更加灵活, 援助项目更加务实, 包括提高了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比重, 积极推行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20 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初, 中国先后对数百个建成项目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合资经营等, 使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1995 年以来,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中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 促进了对外援助与互利合作的有机结合。对生产性的援外项目, 争取走双方企业合营的路子, 如利用援助款项举办合资合作企业, 带动商品、技术出口、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对于受援国政府将贷款转贷给私人经营建设的项目, 争取由中国公司进行工程承包。它标志着中国援外工作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截至目前, 中国共向110 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了2000 多个援助项目。

　　胡锦涛主席在2005 年9 月还宣布, 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 并通过双边渠道, 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 年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 在今后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 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 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医疗援助,并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 万名各类人才。    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 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力资源丰富, 国民经济门类比较齐全, 拥有雄厚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力量。经过近30 年的努力, 我国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从事这项业务的企业已达上千家。经营主体逐步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 经营水平不断提高, 规模不断壮大。2006 年, 国际经济合作营业额达356.9 亿美元, 其中, 承包工程299.9 亿美元, 对外劳务合作53.7 亿美元,设计咨询3.3 亿美元。截至2006年年底, 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1658 亿美元和410 亿美元, 累计派出劳务人员382 万人, 仅2006 年末在外人员就有67 万多人。